文摘精选《几声蝉》

感谢小格调发布文摘精选《几声蝉》，内容如下：

一、

我年轻时愚痴不明，不好好念书，没考上大学，家人只能掏钱让我去西安读个自考大专班。既是赶时髦，也是阴差阳错，我选了新闻专业。学校则是挑了我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—西北大学。

在西大校园里，悄悄地，不声张，头昂起，胸挺起，混在统招生里面，谁能看出“自考”“大专”与他们的区别？但自卑像水上浮着的葫芦，压不下去。

3年里，一门课接一门课地考试，和玩游戏打怪升级是一样的，要是全通过，就能拿到毕业证。不少人半途而废，但我这个毛猴子好歹是赶到山顶把桃子摘了。

此后我找工作倒也顺利，稀里糊涂地进了A报社。好巧不巧，另有一男一女两个同班同学也来到这家报社工作。这也是美事，我不势单力薄了，三人可抱团矣。报社的人也开玩笑，让我们3个人学学桃园三结义。

A报社在水泥巷附近。水泥巷紧挨着何家村。何家村是西安有名的城中村，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会选择租住在这样的村子里。

我把几本书和枕头包在被褥里，叠成一团，再用凉席将被褥一裹，找根绳子一扎，往肩上一扛，出了学校门，便到水泥巷的出租屋里去了。天热，额头沁着汗，牛仔裤被磨得白白的，腰间用金属链子拴了一个新买的摩托罗拉寻呼机，时不时“嘟嘟嘟，嘟嘟嘟”地响。

买了锅、碗、刀、铲、煤气罐，在何家村安顿下来，第二天就去上班了。出租屋离报社也就步行10分钟的路程。路面上是巨大的梧桐树投下的树荫，梧桐树里藏着夏天的第一声蝉鸣。

不用坐班，开个早会，各路人马便四散开来，忙着跑新闻。跑完就回来写稿子、交稿子。写得不好的稿子被画个叉叉打回，又哼哧哼哧地重写。下班时天已经擦黑了，城市的轮廓模糊且暗沉，肚子早已经饿了，在五味香饭馆来一碗葫芦头或者别的，然后散去，各回各家。

我走过夜色昏沉的水泥巷，回到何家村。一到村口，我的眼睛就亮了。何家村的夜是美丽的，挨挨挤挤的摊位、店铺以及人流，在灯火通明中将此处营造成了一个辉煌世界，白日里城中村的凌乱、拥挤等种种不良观感全都被隐去了。每次我走进城中村的灯火辉煌，总疑心这是个幻境。

后来发现，报社一半的同事都在水泥巷里住着。我那两个同学住在何家村，我把男同学叫祖冲之，把女同学叫伊丽莎白。住得近，他俩常来我这儿蹭饭。

那是2001年的初夏，我们那时候青葱、蓬勃、懵懂，记忆里有夹竹桃的烂漫。记得那时的暴雨倾盆，记得那时的说说笑笑，记得那时饭馆里炒拉条子的香味，记得那时第一篇变成铅字的稿子是写端午的香包。稿子里引用了几句古诗，同事就说我文采风流了。

当时是试用期，每个人都暗自憋着劲儿，要多发稿子。我的聪明伶俐在那时便体现出来了，很快找到了窍门，知道怎么能把稿子写得又快又好。于是日子开始变得松弛有度。采写稿子就好好采写稿子，玩耍就好好玩耍。我那两个同学也不赖，两人的稿子常常占据着头条和倒头条。

去火车站送朋友，看到广场上黑压压一片，人们席地而卧，回来我就写篇稿子；在街上发现流行红裙子、白鞋子，我回来又写了篇稿子……我的稿件全都来源于生活，所以是写不尽的。那时候的我像鱼，游来游去，沾了春水，沾了秋水，知道了人间温凉。别的记者往往喜欢热闹场面，见风云人物，去了就掏笔、掏纸、掏相机，被采访的人见状也一本正经起来……

当然，有时候我也会被报社指派去参加一些采访。那个夏天，我走了很多路，在西安这座城市走来走去，既费鞋也容易被晒黑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常常随身携带一个巨大的塑料水壶，一走路便晃来晃去，仿佛随身带着一片海。

刚来报社那阵子，是欢畅而充实的。其间，我还和一个江南女子谈了场短暂的恋爱，那是我的初恋。

尽管很快便失恋了，难过一阵子也是正常。不过那一阵子真长啊，像一辈子一样长。

二、

好光景总是很快过去，半年之后，A报社就衰败了，而以《华商报》为代表的都市报噌噌噌地起来了，整个西安城满大街卖报纸的都在喊：“华商报，华商报！”

我们报纸的发行量一下子掉了很多。报社元旦聚餐时人心惶惶，谁要走，谁要留，已经在明面上了。春节时，报社关门大吉了。祖冲之问我有啥打算，还说外地一家报纸在西安的记者站招人，问我去不去。我说不去。他又问我去不去《华商报》。我心里想：祖冲之啊祖冲之，咱俩啥情况你不清楚吗？大专文凭，还是自考，去了人家不要，脸往哪儿搁？

于是，我便回复道：“不去，不去，稿子写得够够的了。”

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一群曾在西安一家小报工作的年轻人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。

祖冲之最后落脚在西安一家国企的宣传部，虽然后来我们一直同在一座城市，但只是偶尔见面，联系不多。

伊丽莎白去了上海，还是做记者。此后她一直在上海，结婚、生娃，还拿了国家级的新闻奖。一直知道她的消息，但是再也没见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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