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摘精选《我的父亲严济慈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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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，他做学问的很多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做学问的好传统。

有一次胡适请我父亲吃饭，其间说他很不容易，能在巴黎这个花花世界里学成归国。我父亲就回答他“也只有在巴黎闹市里还能做学问的人，才是真正的科学家”。父亲始终认为一定要专心致志，刻苦钻研，要有牺牲精神、拼命的精神才能搞好研究。

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当时政治运动太多，科技人员没有时间做研究，国家出台一个政策叫作5/6，凡是科技人员必须保证5/6，就是一个星期6天里面，最多只能有1天搞政治活动，其他的时间做自己的研究。针对这个情况，我父亲当时发表了一个很有名的言论：“5/ 6是不够的，搞科学的人要时时事事想着发展科学，不能分8小时内、8小时外，阿基米德是在澡盆里发现其定律的。”他常常宣传莫泊桑的一句话——一个人以学术许身，便再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。

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父亲从老家东阳回来，路过浙江大学，浙大的领导邀请他去看看，要他题词。有感于浙大的校训“求实”，他写出了“敢于好高骛远，善于实事求是”。他说，对于学生、科技人员只“求实”还不行，要敢想、有志气去实现人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，但同时还要踏踏实实地干事。他认为科技人员要大胆，敢于往前冲，敢于去做，然后踏踏实实做好。

我父亲认为扞卫科学是科学家的天职，他不能容忍身边任何违反科学、不尊重科学、破坏科学的事情。

20世纪80年代有段时间宣传特异功能，那时父亲已经年纪大了，有位老干部来家看他，动员他参加一次特异功能演示会，他坚决不去，很生气地说，“科学的发展可能会发现一些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，但发现者必须能教会别人去重复，大量重复得到相同的结果，才能成为科学”，“特异功能，我这个人比较笨，可能学不会，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学不会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魔术，魔术怎么能够相信和支持”。

有一次，有位比较年轻的学者在饭桌上鼓吹特异功能，平时很温和的父亲突然问这位学者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那位学者回答他是某个大学的副校长，我父亲当场就说：“我看你这个校长应该撤下来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科院任命父亲为应用物理所所长，同时郭沫若请他当中科院办公厅主任，并对他说：“倘若我们的工作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，岂非更大的好事？”他愉快地服从了安排，致力于科技的组织领导工作。他在很多领导岗位工作过，对中科院几十个所都付出过心血。

我父亲首先是位科学家，后来投身教育。1958年中科院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年近60的父亲连续6年讲授了“普通物理学”和“电动力学”课程，同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教育思想。

在几篇文章中，他写道：“搞好教学工作是教师的天职。一个大学教师要想搞好教学工作，除了要有真才实学外，还必须：一要大胆，二要少而精，三要善于启发学生，识别人才。”

“文革”10年里，他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学经验形成两个讲稿，重新核定撰写并出版了《电磁学》《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》两本书。

父亲和很多人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，包括党政干部，都是他的好朋友。父亲对普通人很尊重，我回老家东阳时，一个老人告诉我说，父亲回家无论去哪里吃饭，一定等人齐了以后才开始吃饭，他认为这是对人的尊重。父亲晚年应邀去一些地方开会，我们都劝他去说几句就可回家休息，他说：“要么，我不去，去就应从头到尾在那里，我必须听别人说，只有尊重别人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”只要他去，他就会早早地到会，从头到尾坐在那里。

父亲寡言少语，但心里的爱常常体现在行动中。我在莫斯科念书时，有一次他带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，我去看他，正好他们去吃饭。当时的纪律很严，我们不能参加，只能在外面等。父亲把西餐最后的点心留下带给了我。

1959年我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电工研究所。刚参加工作后有次我回家，父亲向我提了一个问题：“知识和学问有什么不同？”他告诉我：“知识是人类对事物的了解，学问是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学生时代主要是获取知识，而工作以后则主要致力于将知识变成学问。”我记得一辈子，我想这就是父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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