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摘精选《孤独的言说》

感谢堇色格调发布文摘精选《孤独的言说》，内容如下：

进入四十岁以后，我说话越来越少，文章却越写越长。

从小时候起，我就是一个沉默的人，尤其是在陌生人面前。其实我很想与这个世界对话。我逼迫着自己的内心向世俗靠拢，尽力去学一些夸张、虚拟、排比、婉曲之类的修辞手法，并尽量自然地运用到交流与对话中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喜欢滔滔不绝地跟人聊天，天文地理，时事政治，文化艺术，宗教信仰，无一不在我的谈话范围。我希望用说话的方式，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同与关注，从而让自己活得更加华丽和绚烂。

然而，人到中年后，回望走过的路，我才发现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笑话。话多并没有改变我人生的卑微和内心的孤独，反而让我更加慌张和悲凉。在这个嘈杂的世界，身份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决定人音量的大小。我的音量太小了，声嘶力竭的表达要么淹没在滚滚红尘中，得不到任何人的理会，要么被人视为荒唐滑稽的表演，从心底里鄙视和嘲笑。我越来越感觉到，这个世界假象多于真实，敷衍多于真诚。很多的人和事，其实并不值得你浪费表情和时间去呵护。你的一厢情愿，只会让人轻看，也会让自己更加孤单。

这个世界从来都是病态的。我们每一个人，都是患者。话多，就是其中一种复杂的病症。它是幼稚病、空虚病、虚荣病、孤独病等等的并发，医治它的办法，除了时间和年龄，似乎没有更好的药方。

所以直到四十岁以后，我才重新变为一个沉默的人。我不想说话，如果非说不可，那就尽量简短。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话都没有说出的必要，说出来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和更糟的心情。很多时候，我的手机长期保持静默；坐在办公室里，每天与人说的话，常常不会超过十句。我不愿意用一大堆泡沫似的废话，来填充自己有限的生命空间。尽管，我的内心无比孤独。

我沉默在尘世的边缘——安静地过着简单的生活，种菜，做饭，搞卫生，偶尔想到喂一条金毛狗或拉布拉多；与世无争地保质保量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对别人的事情，不操半点儿闲心；躲在狭窄的阁楼上漫无目的地随意读书，农学、方志、地图、词典、医书、玄学等等与文学毫不搭界的读物，都能引起我浓烈的兴趣。当然，我也会用目光，冷静地对他人和事物进行深入的观照，不经意间，常常就洞察到了世间的真相和人性的幽微。

在沉默与阅读中，我看到了一个更加丰满更加幽深更加辽阔的世界。我的内心又开始躁动起来。我很想跟人说说话，很想告诉他们我独特的发现，很想谈谈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，很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。可是，我发现身边已没有几个人愿意停下来倾听，我也不乐意重复自己先前的遭遇。于是，在停顿多年之后，我又拿起了纸和笔，在一条词语构筑的道路上，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跋涉与言说。

我在十七岁时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，之后不知停歇地写了十年（没几篇好的）；然后办了很多年的报纸，让写惯了散文和小说的笔，转换为记录和编辑本报讯，这当中漫长的十几年，我似乎在不停地说话（每周主持一次长达一两个小时的编务会），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字，加起来不会满两万；现在，我人到中年（四十岁那年我因超龄几天无缘省里的青创会，才知自己不再年轻），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单薄和寒凉，那么，就奋力地写吧，把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，全都用文学的形态呈现出来。

我起初以为自己会接续不上先前的感觉，更担心写不长、写不好。但四十岁那年秋天写下的重启创作后的第一个散文《在黑暗中潜行》，让我找到了信心。这篇一万五千多字的文章是我写作以来最长的散文，而且获得了广泛的好评。它让我看到了光明和神性，也看到了言说的魅力。

此后至今的五年时间里，我一直没有停顿，每年都要写上几个小说和几个散文，少的时候有五六万字，多的时候达到十万字以上。在写作散文时，我常常控制不住情感和字数，一不小心就过万了，一不小心又一万五了，一不小心快两万了。我屡屡打破自己创造的字数纪录。如果不是考虑到发表的需要，我真怀疑一些文章会永无止息地写下去。

为什么文章会越写越长呢？因为我说话太少了，心中一天天郁积起来的东西，在慢慢地发酵，快速地膨胀，它们在身体的内部奔涌，急切地寻找出口，迫切地需要表达和倾诉。

我又变成了一个文字的话痨。文章虽然不能以长短论优劣，而且我近年写下的十来篇万字以上的长散文，几乎全在公开发行的纯文学刊物上发表，但是，从这些密密麻麻、铺天盖地、蜂拥而来的文字中，我还是悲伤地看到了自己苍凉的内心和孤独的背影。

是的，我从来都是在孤独地言说。在我供职的这个传媒集团，大约有四百余名员工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我身边有数百人在直接或间接地依靠文字吃饭，但是当中进行文学创作的却找不出几个，能在刊物发出作品的更是微乎其微。而作协的朋友告诉我，我们这个五百七十万人口的大市，四十岁以下的写作者已很难找到。我们这些可怜的绝对少数，在无数个寂黑的深夜，只能用自己滔滔不绝的言说，来抚慰不断沉陷的灵魂。

是沉默和孤独，让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嘈杂与表达的冲动。

我常常想，在这个疾病缠身的世界，孤独才是一种常态。无论是话多，还是写作，其实都是一种病态，它们都是对孤独的抵制与反击。

河南大学刘恪教授是我的恩师，多年来一直关心和关注我的创作。两年前，他对我的小说进行梳理，写过一个整体性的评论。现在，当他系统读完我近年发表的所有长散文后，又毫不犹豫地给出了他一贯吝啬的赞赏，并在辞世前夕，不顾身患重症，用发抖的右手写下了他深刻而独到的评论。感谢刘恪老师，他的肯定和推介，让我孤独的言说有了更多的受众。

我只是担心，这些连篇累牍的文字，很可能依然是一腔废话。它唯一的作用，也许只是证明我在这个世界好好活过，独立想过，深深爱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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